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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书的历史:《西德纳姆水晶宫的影像记录》《女王资助下在克里米亚的拍摄》《加德纳的战争摄影速写本

早期摄影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在这次展览上,妄自尊大的英国人吃惊地发现,法国人甚至美国人在摄影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些报道都出现在英国自己的媒体上,而更权威有效的证据是该活动配有插图的《评委会报告》。当海德公园(Hyde Park)里的水晶宫卖给私人企业拆除后,又在西德纳姆(Sydenham)一个永久的地点重建。菲利普·亨利·德拉莫特(Phllip Henry Delamotte)记录了这一史诗般的过程,他创造的关于水晶宫搬迁重建的记录成了一个重要的摄影流派—建筑日记—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例证,最能体现十九世纪的特征。当时的工业革命引领了大量的工程项目,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他的这本书也是第一本“公司”书籍,即由企业董事会委托出版,赞美自己的产品。

“万国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上最伟大的展品当属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的水晶宫,它也是以后许多这类展览的样板,包括后来的展览馆、购物中心和火车站、美国的摩天大楼、福斯大桥、埃菲尔铁塔。工业革命使所有这些类型的建筑成为可能,也是时代使然,这些建筑的建造过程都被摄影师热切的记录了下来,因此我们愉快地看到,德拉莫特(Delamotte)是记录这些工业巨兽最早的、也是最令人称道的摄影大师。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早期摄影表现出一种有趣的二元分离,有新与旧的冲突,还有反映视觉表达的原有模式与开拓新的摄影疆域新理念的冲突,水晶宫建设本身也是用新开发的激进的方法建造,结构中包含了无限的空间,其中填满了希腊雕像的石膏模型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

展览中德拉莫特(Delamotte)的照片比建筑过程和建筑结构本身看起来更显正规(传统),但这本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多样化的拍摄手法,他甚至还拍摄了工人们在享受传统的英式茶歇的照片,旁边一个工人若无其事地躺在手推车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些铸铁骨架的重复线条,大大小小的梁与柱形成了一个抽象的网,创造出一种新的图案,转弯与廊道的重复图案故意让人联想到大教堂,水晶宫确实也是一座大教堂,一座用来崇拜资本主义和维多利亚实证主义的大教堂。

(Photographs Taken Under the Patronage of Her Majesty in the Crimea)

160张盐纸和蛋白纸照片转印自火棉胶底片,成套出售:军营生活事件,历史肖像画廊,军营景象,塞瓦斯托波尔高原的全景,巴拉克拉平原和山谷的全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杰·芬顿(Roger Fenton)和古斯塔夫·勒·格雷(Gustave Le Gray)这两位同时代最优秀的建筑摄影师和风景摄影师,所出版的仅有的摄影册都是军事题材的。芬顿(Fenton)的专辑首次对战争全面记录,而勒·格雷(Le Gray)的图册是特别委托制作的夏隆(Chalon)军事演习。正如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所言:“一个好的摄影师可以拍好任何东西”。早期战争摄影,由于可用的设备性能限制,很多是风景照片和规范的肖像,并不是战争行动。

诚然,芬顿(Fenton)的图像也没有表现战争行动,有时完全可以包含这些场面而他选择了不包含,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性、具象化和商业敏感性决定了作品的形式。与技术限制同等重要,外部压力影响了作者的观点,决定了他是采用商业化还是爱国化的视觉。芬顿(Fenton)显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用现代的说法,“正面”记录了1854-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是1815年英国与拿破仑冲突结束后到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期间唯一的一场英国与欧洲的战事,尽管英法最终战胜了俄国,但这场战争却成了军事无能和近乎灾难的代名词。

影集中没有浮肿的尸体,瘦弱的伤员,或受霍乱和痢疾折磨的士兵,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军官和其他盟军将领的肖像,还有战争发生地严酷的地貌,远处有硝烟,不知是否与战争有关,其中一张照片已经成为早期战争摄影的象征:《死亡之谷》(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一个布满炮弹的浅山谷。

然而,芬顿(Fenton)的书是一部感人而又精彩的作品,因为它定义了摄影可以做什么,也可以不做什么,有人可能会说芬顿(Fenton)本来就没做什么,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战争的激烈、痛苦和绝望,也没有深究这场无谓战争的起因。但芬顿(Fenton)仍然以一种文字记者无法做到的方式,用清晰的画面设法“把我们带到了现场”,我们看到了巴拉克拉瓦(Balaklava)拥挤的港口,一排排的船只和成堆的炮弹,一流的将军、上校、军官和士兵,以及贫瘠的满布乱石的土地,这是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赢得的,包括英国轻骑兵的大量损失。当然这些照片有一定的倾向性,比较片面,但芬顿(Fenton)最终也证明:即使是纪实摄影—最成功的纪实摄影—也常常是摄影者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事实本身。

(Gardner’s Photographic Sketchbook of the War)

面向公众出版的《战争摄影速写本》( Photographic Sketchbook of the War)的设计理念是“让照片自己说话”,亚历山大·加德纳(Alexander Gardner)对他自己的《速写本》的介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这本早期摄影杰作所呈现的对南北战争的观点和摄影史上所有其他作品毫无二致。然而这本书仍具有革命性意义,它使战争报道的真实性更进一步,还第一次展示了被杀害的人的照片,以其赤裸裸的残忍震惊了公众,这也引发了加德纳(Gardner)的感慨“语言文字描述的这些地点和场景,可能准确也可能并不那么准确,但照片所呈现的这些景象肯定会被子孙后代完全接受,毫无置疑”。

有人假设,即使在那个人们对照片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的年代,总有一些眼光敏锐的观察者会注意到,同一具精心安排的尸体出现在不同地点的不同照片中,加德纳(Gardner)仍坚持这样做,纪实照片的呈现—是表现还是再现—关系到摄影的本质。《速写本》仍是一本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引用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话来说,尽管有些真实很明显是“已被告知有偏颇的真实”。现代观众阅读每一张摄影作品时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加德纳(Gardner)的同时代人也很有能力区分未经粉饰的真相和经过美化的真相。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除了少数几张战场上的尸体的著名照片外,《速写本》的主题令人费解,战争纪实至少应该看到一些暴力行动,但很多照片似乎只与战争的外围事件有关,表现的是战争的准备和战斗的结果。除战场上美丽的风景以外,还展现了村庄、城镇、军营、战场附近的地貌,还有一些国家建筑,如法院大楼、监狱,或高级官员的住所,尤其强调通讯线路,有大量的桥梁、铁路和其他重大军事工程的照片。

笨重的设备是造成图像静态化的部分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南北战争的记录者主要是建筑摄影师和风景摄影师,醉心于营造画面,热衷于拍摄对当时公众有重大意义的地点和方位,他们的口号是要精准,不要戏剧化。无论如何,加德纳(Gardner)还是从他的前雇主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那里挖走了很多最优秀的员工,在《速写本》中,除了加德纳(Gardner)本人,还有蒂莫西·奥沙利文(Timothy O’Sullivan)和乔治·巴纳德(George Barnard)的作品,他们都知道如何将一幅幅引人入胜的照片组合在一起,知道怎样把观众“带到”自己的观点中来。简而言之,《速写本》是一件重要的艺术品。

(Photographic Views of Sherman Campaign)

乔治·巴纳德(George Barnard)对谢尔曼战役的摄影记录,类似于肖像摄影,近似于加德纳(Gardner)的《速写本》,是一位专业摄影师的作品,正如基斯·戴维斯(Keith Davis)所说:这位摄影师创作的作品“有意识地融合了纪实性和艺术性”,风格更加统一,每一单幅作品都展现了编辑的敏锐性。

巴纳德(Barnard)从战争一开始便投入了战争拍摄,1861年拍完布尔溪战役以后,一直为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工作,后来受雇于联邦工程部,为制作地形图拍摄图片,1864年成为密西西比军团的官方摄影师,参加了谢尔曼军团穿越乔治亚州和卡罗莱纳州的行军,拍摄了对战役有决定意义的地形图。战争结束后,他又沿相同的路线做了一次旅行,拍摄了那些在战时紧急状态下无法捕捉的景观,与加德纳(Gardner)的《速写本》同一年发表了这些成果(1864-1866年的作品),两人的作品集中有相同的场景。

巴纳德(Barnard)作品的清晰度和精准度受到工程部的首肯,从而提升了作品的价值,这一点与十九世纪许多摄影师略有不同,然而还要面对的是如何吸引潜在的普通观众订阅,必须在美学和纪实性上都有所提升。例如,在很多照片中,经火棉胶处理过的天空一片空白,他在底片中“天空”的位置上印上云朵,强化了天空,在当时备受赞誉,但现代人看来分散了注意力。从今天的角度看,更值得注意的是巴纳德(Barnard)对情绪和隐喻的天生敏感,正如基斯·戴维斯(Keith Davis)所写,这本书“与所有记录南北战争的照片都有明显差异,主要因为情绪的表达,形象化的标志是它全部的价值”。巴纳德(Barnard)不仅关注战役中地面上的标志,更注重它们的象征意义,这是第一本伟大的风景图片集,但它描绘的是一片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土地,到处支离破碎,基调低沉平静,画面暗淡阴冷,发人深思。

巴纳德(Barnard)的照片展示出了风景摄影的移情作用,与卡顿·沃特金斯(Carleton E Watkins)和蒂莫西·奥沙利文(Timothy O’Sullivan)的作品一样,穿越了时空,立即引起了当代人的共鸣。他证明了自己是最好的风景摄影师,在记录内战的过程中植入了文化的内涵,保持了一颗敬畏之心,这本身就是一个英雄的创举,堪称神话。

2004年至2014年间,马丁·帕尔(Martin Parr)和盖里·巴杰(Gerry Badge)合作编辑、出版了三卷《摄影书的历史》,展现了摄影书自诞生以来所呈现的各种可能性。

第一卷:本卷依据不同主题和时间顺序介绍了超过200册摄影书,并附上提供背景信息的短文简介,强调在某一特定时期,政治和艺术氛围对摄影书产生的影响。选择书籍的范围从19世纪早期摄影诞生之初,到20世纪30、40年代的社会主义和政治宣传书籍,再到60、70年代日本激进的摄影书籍,摄影书的发展历程在本卷中得到了全面的概述。

第二卷:从爱德华-德尼·巴尔德斯(Edouard-Denis Baldus)1861年为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公司制作的宏伟画册,到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的《美国表面》(American Surfaces,2005),本卷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本摄影书。并为研究摄影书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集中在摄影的发展与其出版形式,包含各重要的艺术流派。分成艺术家摄影书、正式出版物和现代生活与摄影书等章节。每一章节都由一篇论文开始,并从封面到内页插图对每册书进行详细的讨论,这些都是讲述摄影书历史的主要手段。

第三卷:本卷探讨了当下摄影书的发展,尤其是战后及当代摄影书。选书范围更具全球化、个性化,自出版及各种形式的摄影书开始出现。探讨了当代宣传书籍与其对立面之间的共生关系,摄影师对自身环境的审视,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摄影书籍本质的影响等等。

原标题:《摄影书的历史9 -《西德纳姆水晶宫的影像记录》《女王资助下在克里米亚的拍摄》《加德纳的战争摄影速写本》《谢尔曼战役的影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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